互動架構須有基礎

　　何以當年的默契是如此之重要呢？第一此默契形成的過程，就是雙方認識到彼此對“中國”的內容有差異，而且最終達成妥協(xié)的過程；第二此默契的妥協(xié)得利于彼此可以暫時“擱置爭議”。1992年兩岸兩會所獲得的默契，其實是建立在雙重模糊的政治智慧之上：第一層是對“中國”的內容的模糊，當然也留下了在國際外交領域斗爭的空間；第二層是對兩岸主權的模糊，從而使得兩岸得擱置爭議，造成現(xiàn)今的和平。

　　國民黨承認了“九二共識”，所以在法理就沒有“中共威脅臺灣的主權的問題”，因為兩岸暫時擱置爭議，所以兩岸的經(jīng)貿交流、活路外交才能行得通，國民黨當然并不滿意現(xiàn)狀，所以在不破壞“默契”下，進一步發(fā)揮“臺灣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默契”利益的最大化。而民進黨的政綱，則是欲打破、推翻“默契”的前題下、來構建臺海的和平，鞏固臺灣的安全，當然是緣木求魚，且有后禍。

　　蔡英文說現(xiàn)在的格局和1992年“情況已經(jīng)很不一樣了，也就是必須超越歷史的框架，用更前瞻的視野建構可長可久的互動架構。”如果這是在對北京喊話，那么民進黨就必須嚴肅、認真的想一想，現(xiàn)在的大陸和當年的大陸，現(xiàn)在的臺灣與當時臺灣，以“默契”基礎建立的互動架構，才有可能超越歷史的框架，才有可能可長可久。（作者為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