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由住建部等7部門聯(lián)合制定的《關于加快發(fā)展公共租賃住房的領導看法》正式發(fā)布。這意味著,長期以來游離在廉租房、兩限房和經濟實用房等主流住房保障制度之外的中等偏下收入及外來務工人員的住房問題,將重要通過“第四房”———公共租賃房的模式予以解決。

《領導看法》及時對公共租賃房的建設、供給及監(jiān)管予以規(guī)范,既有利于及時總結各地的有益經驗,又為公共租賃房供給了全國性的監(jiān)管和建設標準,以免重蹈經濟實用房漏洞百出的覆轍。

《領導看法》基礎籠罩了公共租賃房建設、監(jiān)管和供給的各個流程:在供給對象上,明白公共租賃住房供給對象重要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艱苦家庭。同時請求,有條件的地區(qū),可以將新就業(yè)職工和有穩(wěn)固職業(yè)并在城市居住必定年限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供給范疇;在公共租賃房的房源上,明白通過新建、改建、收購、在市場上長期租賃住房等方法多渠道籌集。在建設標準上,請求新建公共租賃住房重要滿足基礎居住需求;在土地供給、稅收優(yōu)惠等方面,明白按照經濟實用住房的相干政策履行。

從制度設計看,公共租賃房作為解決“夾心層”住房問題的重要道路,制度本身無疑是好的,上海、重慶、北京等地也在熱火朝天的建設,但不得不提示的是,中國住房保障制度的歷史告訴我們,無論多么好的初衷,如果缺乏相應的制度保障和監(jiān)管系統(tǒng),就可能會呈現(xiàn)腐敗問題,經濟實用房就是典范的例子。

目前,公共租賃房的隱憂有三:

一是供給對象的開放性不夠,公共租賃房的供給對象重要是既買不起經濟實用房,又不夠廉租房條件的人群,即俗稱的“夾心層”。如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大部分外來務工的農民工,對這些人的住房問題,一方面在以前的住房保障系統(tǒng)里屬于空白,另一方面受限于有處所福利因素的戶籍制度,這些外來人口無法享受。在這方面,只有重慶和上海有限地打開了戶籍籬笆,對常住人口供給。

二是公共租賃房的供給量太小,北京今年只有50萬平方米,一萬多套,而北京的流動人口就有500多萬。建設打算最多的是重慶,三年也只有30多萬套,僧多粥少。

三是監(jiān)管制度缺乏,對公共租賃房租金如何斷定,如何審核,如何監(jiān)管,目前尚沒有完善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而經濟實用房之所以落入今天的為難,就是因為缺乏監(jiān)管。

基于此,既然公共租賃房的重要對象是夾心層和外來人員,必定要盡可能體現(xiàn)其開放性,體現(xiàn)其制度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公共租賃房是實實在在的民生工程,各地初衷很好,但必定要落到實處。特別要在一開端,就建立防止尋租和腐敗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讓其真正成為“夾心層”圓住房夢的民生工程,避免經濟實用房式的制度“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