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為了1500元治療費，脫下衣服，上街求助。
一個農民工，為了200元報酬，出演“裸體討薪秀”。
密集的農民工“裸體求助”新聞引發(fā)人們激烈爭論：蒙羞的是他們自己，還是整個社會?
有關這個家庭的信息實在少得可憐。
人們只知道他們來自河南舞陽，在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以撿廢品為生。已經50歲的丈夫和37歲的妻子養(yǎng)育著3個孩子，最小的那個剛剛出生兩個月，還在當?shù)貗D幼保健院住院接受治療。
正是這個突然到來的小生命將整個家庭拖入了絕境。11月27日，他們想將孩子接出醫(yī)院，卻怎么也湊不齊最后1500元的治療費。
這對農民工夫婦也許再找不出什么像樣的選擇了。就在當天下午，他們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脫光了衣服，走上街頭求助。
在路人偷拍的照片里，這對夫婦一直昂著頭，緊緊攥住被曬得黝黑、只有半人高的孩子的小手。他們穿過了安靜的居民區(qū)，也經過了一條車水馬龍的大道�，F(xiàn)場圍觀者回憶，路過的摩的司機不停地罵這對夫妻，“不應該帶這么小的女兒，影響小孩的”。但他們似乎完全聽不見也看不見了，直至趕來的民警將他們接到車上。
有人說，就在2011年即將過去的時候，“這凄涼又可悲的一幕成了這一年最震撼的畫面”。兩張偷拍得來的照片在網絡上瘋傳，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有人“不能理解他們?yōu)楹芜x擇如此極端的方式”，還有人激動地斥責：“丟不丟人，我都為你們感到羞恥!”
但許多人也理解這個家庭拋棄尊嚴的無奈，盡管對他們來說，1500元更接近于一頓朋友間的聚餐、一件漂亮的大衣，或是一雙新款球鞋�？稍谒麄兛磥�，社會先“沒能給他們應有的面子”，他們才“回報給社會更加難堪的場面”。
一位評論者為此撰寫了一篇文章，并在最后這樣寫道：“‘失節(jié)’的是他們一家四口人，但蒙羞的是整個社會。”
丟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餓死也沒人理
事實上，關于“尊嚴”的話題已經進入農民工問題研究者的視野。
就在剛剛過去的11月28日，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在北京發(fā)布了《中國農民狀況發(fā)展報告》，而“農民眼中的尊嚴”正是其中一章。
在進行調查時，項目主持者之一、華中師大政治學教授鄧大才發(fā)動了自己的學生。他鼓勵那些生長在農村的學生報名成為觀察員。在學生們返鄉(xiāng)前，這位教授還特別叮囑，不要用“尊嚴”這樣抽象的詞語，而是換種問法，比如“你受到過不公平的待遇嗎?”
就在2011年寒假時，學生們和務工者一起返回了家鄉(xiāng)。這項調查最終覆蓋了31個省、270個村莊和4794戶農戶。而在一組組數(shù)據背后，那位出身農村的教授發(fā)現(xiàn)，眼前的調查結果并不樂觀。
調查表明，農民在就醫(yī)、工作、購物、就餐、乘車、住旅館、與政府官員交往、與有錢人交往時感覺受到尊重的比例分別為4.7%、6.0%、 10.9%、9.3%、7.2%、6.8%、3.7%、2.5%。與之相應，上述場合中農民表示受歧視的比例分別為21.2%、19.4%、16.8%、 15.9%、9.9%、7.9%、35.2%、34.5%。
此外，年輕人的尊嚴感明顯低于年長者。“年輕人有知識、有信息，又比較敏感，他們會把自己和城里人做比較。”鄧大才說。
在結論處，這項調查寫道，農民的尊嚴感有可能持續(xù)下降。“當年輕人逐漸成為農村的主力軍，在貧富差距、城鄉(xiāng)差距逐步拉大、干群關系愈加疏遠的影響下，農民的尊嚴感可能出現(xiàn)下滑勢頭。”
但至少在眼下，“缺乏尊嚴的環(huán)境”并沒有使農民們停住走向城市的腳步。一批又一批農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土壤，艱難地想要扎根于城市�！吨袊r民發(fā)展狀況報告》的調查者發(fā)現(xiàn)，一半以上的人認為農民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比其他人低一等”，而這其中就有很多背井離鄉(xiāng)的務工者。
就在那個四口之家裸體上街求助的同時，在距離電白縣不遠的深圳，又發(fā)生了一起農民工“裸體討薪”事件。事件的主角、河南籍農民工韓文德已經在深圳生活了整整21年。但是當面對難題時，他就像很多初來乍到者一樣，幾乎找不出任何辦法。
從去年5月到今年8月，他和13個同鄉(xiāng)加入了深圳一棟27層大廈的外墻翻新工程。而今，他聲稱工程公司和工頭拖欠他們共21萬元�？晒こ坦緟s堅持，自己已經付清全部款項。
“我簡直走投無路了。”54歲的老韓說。11月末的一天，這個“沒什么文化”的中年男人找了張舊紙板，請人用黑筆重重地寫下3個問句：“要不到(工錢)是老板黑心?還是工程被層層轉包的原因?我們該怎么辦?”
他舉著這張牌子在馬路邊站著，心想“大城市總有個管事的”。可這個希望很快就被行人潑了冷水。“你這樣沒用。”一個梳辮子的男人走過來指點他，“你找個人，把他衣服脫了，上街去。”
就這樣，韓文德從站在街邊、舉著牌子等待打零工的農民工里找了一個重慶男人，經協(xié)商后決定，付給他200元，“在街上站10分鐘”。緊接著，就在一條人行道上，被雇用者“全副武裝”起來，他腳踩解放鞋，穿著一條貼身短褲，戴上一張寫著“黑心老板”的紙殼面具。韓文德和另一個工友則分別站在兩側牽著他。
那一刻，尊嚴已經不再重要。他只想著，打工者都是自己的親戚，如果不盡快把錢討回來，“過年沒法回家”。
有人問他，難道你就不怕丟了面子?
這一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丟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餓死也沒人理我。”
他們在城市里過著“鼠族”生活，而他們留在老家的那棟漂亮樓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沒有人知道那個被雇來裸體的農民工的故事。有人記得他總是做些“搬搬抬抬”的工作，也有人聲稱他其實是個“賣廢品的”。他像這座城市的很多建設者一樣，面目模糊，姓名不詳。
韓文德記得，最初，他和受雇者協(xié)商這次行動后付給他150元。可在街上，當老韓要求他脫衣服的時候，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給我加50元。”
最終，整場“裸體討薪秀”只持續(xù)了很短暫的時間。走了幾十米后，由于圍觀者太多，這支隊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幾天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也從新聞里看到了韓文德的故事。于建嶸曾經為大批農民工做過訪談。在他看來，很多時候“農民工尊嚴問題都與欠薪相關”。“這件事比較極端，”于建嶸評價，“但沒有必要指責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選擇。”
除了用“裸體”來尋求社會幫助，那個四口之家和韓文德一樣，都幾乎再無其他辦法。這或許就是農村與城市的稟賦差異帶來的巨大問題。
在11月剛剛結束的2011年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就曾提到這個問題。在15分鐘的發(fā)言里，這位站在講臺上的81歲老人首先談到了3種資本：物質資本;以文化、教育、技術等為指標的人力資本;以家庭關系、家族關系、同鄉(xiāng)關系為主的社會資本。
從云南、貴州、重慶等省市考察后，厲以寧發(fā)現(xiàn)，以物質資本為例，城市里的住宅有房產證和產權證，可以用于抵押、轉讓、投資，“錢就到了”�？砂凑辙r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的房子并沒有房產證，在一個農民進城成為農民工時，他只能兩手空空，無法帶資進城。而在人力資本上，農村孩子無法像城市兒童那樣享有優(yōu)質教育。當需要比拼社會資本時，他們更沒有可供利用的親戚或朋友關系。
結果顯而易見，“3種資本都是城市占優(yōu)勢，農村占劣勢”。
或許正因如此，這位老人總是反復提起“老鼠的故事”。農民兩手空空地進城打工，沒過多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跟了過來。他們很有可能住進一間被紙板隔成16個小間的地下室，與其他務工夫妻一起，過著“鼠族”生活。至于他們留在老家的那棟漂亮樓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管了糧，就管不了錢;管了錢，就管不了地
沒有人知道那個四口之家為何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廣東�；蛟S他們也與韓文德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在農村老家耕種小麥和芝麻時，“管了糧，就管不了錢;管了錢，就管不了地”。沒辦法，他只有來到城市。
正因如此，那筆按工程期結算的錢款才顯得更加重要。于建嶸認為，想要提高農民工的尊嚴，首先是尊重他們的勞動，并使其勞動環(huán)境得到改善。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戶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讓他們真正融入城市”。
這并不是他第一次發(fā)出這樣的呼吁：讓農民工與市民一樣享受醫(yī)療保險、子女教育、失業(yè)保險、住房等各種保障。否則，“盡管他們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遺落在異鄉(xiāng)城鎮(zhèn)，但終究難以在他鄉(xiāng)找到立足之地，最終成為漂移在城市與鄉(xiāng)村、異鄉(xiāng)與異城的弱勢群體”。
不過，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yè)與農村發(fā)展研究院院長溫鐵軍看來，如果能夠提高農民的尊嚴感，甚至讓農民的尊嚴感超過市民，“那么農民或農民工到哪都不必覺得低人一頭，甚至農民可能不必被迫進城務工”。
上世紀90年代，這位被譽為“農民代言人”的教授曾在珠三角推廣一個名為“農村股份合作制”的鄉(xiāng)村實驗。按照“以土地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將分散的土地從農民手里集中起來，批租給鄉(xiāng)鎮(zhèn)，鄉(xiāng)鎮(zhèn)則以股紅分配的方式，將一部分工業(yè)收益分給農民。
就在不久后，溫鐵軍發(fā)現(xiàn)那里的農民可以享受許多市民無法享受的優(yōu)惠政策，城里人的流行話也變成了“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有了社會地位和經濟保障，農民在是否進城打工上也擁有了自主選擇的權利。
在快速推進的城市化和工業(yè)化進程里，這或許是個好辦法，但眼下實施起來卻可能不再容易。在溫鐵軍看來，“城市化過程中，利益集團不肯放棄自己的利益。而農民的最大問題在于，個體表達高度分散。”
“只有保護財產權益，才會有尊嚴。”溫鐵軍表示。
沒人能挽救那四口之家的尊嚴了，但他們至少解決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經過警方與院方的協(xié)調，保健院同意減免這家人欠下的治療費。那個父親簽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兒子。然后，這個家庭就像幾顆最最普通的塵埃那樣，消失在傍晚的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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