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固化”挑戰(zhàn)中國

　　我們應當努力營造一個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huán)境和氛圍，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即只要是中國公民，只要努力向上，不論是偏遠地區(qū)農民的子女還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和上升的空間，都可以憑借自身的才華和拼搏，改變命運。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

　　2010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長篇通訊《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提出一個疑問：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文章感嘆，貧富差距加大的趨勢日趨嚴重，“階層固化”所導致的嚴峻社會現實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再不可漠視。

　　早在2004年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調查報告中就指出：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多。課題的組長陸學藝當時就警惕地指出：“如果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百年長此以往，就不是2.1倍的問題了，這個數字就會高得多了。”

　　近年來，“農民工二代”、“貧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壟二代”(全家?guī)状�人都在國有壟斷企業(yè))的概念日漸清晰，人們感到改變命運的渠道越來越窄。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真的越來越大了嗎？

　　文/本報記者杜安娜

　　讀書者

　　知識不一定能改變命運

　　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4萬。為何造成缺考人數多，人口逐減、個人成績差等是不容忽略的客觀原因。但有媒體報道，高職、大專院校畢業(yè)生“就業(yè)難，收入低”。“昂貴的學費”、“畢業(yè)即失業(yè)”是農村學生棄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現在山東省政府部門工作的周興在家鄉(xiāng)被傳為神話。10年前，這個出生在湖北省西南部農村一個土家族的孩子，考上了山東某著名大學，從而人生發(fā)生轉變。然而，近年來,這個神話成了絕版。

　　“近幾年，村里考上大學的孩子不少，但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學校，真正考上名校的幾乎絕跡。”周興覺得很惋惜。

　　作為國家級的貧困縣，周興的鄉(xiāng)親中，能承擔上萬元大學學費的并不多。“靠地吃飯的農民一年能攢下幾千元，算是好的。”周興說，看到不少人在外面打工能賺錢。現在家里的孩子們要么去讀技校學手藝，要么就外出打工掙錢。

　　從古至今,“讀書受教育”一直是底層人士實現向上流動，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方式。1978年我國恢復高考后，一大批貧寒子弟通過高考走上了另一條人生道路。許多人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這種觀念正在慢慢發(fā)生了變化。

　　錄取差距致農村大學生少

　　“他們也想孩子有個好出路，不過，現在看來，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靠讀書改變命運已成記憶。”周興有些感慨，“當年，我們每個人都想考到縣城的好高中。雖然試卷相同，但我們的錄取分數必須比縣城的學生高10分。”

　　這個道理在高考錄取中也是一樣。全國各地學生考取北京著名大學的分數就高于北京市戶籍的學生。有調查顯示，在重慶市，每5個考生中幾乎就有一個考生加分。2010年加分人數占到17.19%，2009年更是達到30%。而農村的孩子更少有獲得加分的機會。

　　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一組數據印證了這一說法,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調查顯示，即便是以農學為主的中國農業(yè)大學，1999年至2001年，農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

　　考上大學也難有好出路

　　“考上大學的多，而考上名校的少。”從安徽六安的農村讀書出來的李倫，其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常聽到父親感慨，“靠讀書出人頭地也難”。他的家鄉(xiāng)是典型靠“打工經濟”發(fā)展起來。“出去打工的人，家家戶戶都蓋起了小洋樓。反而是自己這種大學畢業(yè)后在城市打拼，靠自身能力買房都有些吃力的人，根本沒能力再給父母在家蓋樓。”李倫說，以前回家過年，鄉(xiāng)親們都投來贊譽的眼光，現在反倒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李倫感慨，雖然讀好書仍然是鄉(xiāng)親們亙古不變的“信條”，但他們也逐漸有選擇性地趨利避害，即便是讀了好大學，沒有路子，也很難找到一份好工作。

　　打工者

　　改變命運的夢難圓

　　“現在給年輕人的機會，還是少了些。”中國探月工程副總設計師龍樂豪如此感嘆。他幼時家庭貧困，只得在家放牛，直到1949年武漢解放，11歲的龍樂豪才得以讀小學，日后并有機會去改變命運。他說自己一個沒什么背景的農村娃娃，能夠有今日的成就，除了靠自己,更是得益于機遇。

　　20年來，在中國農村，出門打工改變命運,衣錦還鄉(xiāng)的夢想一直流傳著。

　　許多年輕的農民工正是懷著這樣一個“淘金夢”走進了城市。但是隨即，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淘金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隨著國家經濟轉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打工的收入一直不見增加。受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們缺少應有的社會保障和與城市人平等的福利待遇，加上城鄉(xiāng)差距的擴大，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向上流動的空間更是少之又少，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們早已“淘金夢”碎。

　　今年19歲的楊王邦是廣西欽州的一個普通農村孩子。當他的同齡人正踏進大學校門的時候，他已經是南寧一家炸石廠中有著三年工作經驗的熟手。然而，今年他辭去了這份每月工資1500元、看起來“還可以”的工作。原因是要與正在東莞打工的父親楊貴合一起工作，“父子有個照應”。

　　初中畢業(yè)就出來打工的楊王邦說，自己本來就不是讀書的料。在他眼里，比他大兩歲的堂哥見多識廣。堂哥告訴他，出來打工就是見見世面，感受一下城市，發(fā)財的夢想不是那么容易實現。能夠不做普通的純勞務工作，找一份技術性強的崗位工作，才是他們踏踏實實的前途。

　　在9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眼里，城市并沒有他們改變命運的夢。

　　既得者

　　美好生活拼的是爸爸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下關區(qū)勞動就業(yè)管理中心進行的一次事業(yè)編制人員招聘中，錄用的四人中有三人是局領導的子女。據其上級單位解釋，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包括在職的無事業(yè)編制的工作人員以及局系統(tǒng)職工的子女或配偶。這是系統(tǒng)內的一次“公開、公平”招聘。

　　“官爸爸”幫忙升學就業(yè)

　　王心(化名)并不否認自己“官二代”的身份，父親是中部某地級市的高官。而在高中老師和同學的眼里，聰明好學的他絕對是清華、北大的苗子。然而，高考那一年，命運跟他開了一個玩笑，他的高考成績離北大的錄取線差了幾分。在他父親開到一張能夠加分的“憑據”后，他才險過錄取線，走進了大學校門。2003年大學本科畢業(yè)后的王心，也曾想靠自己能力拼搏。然而他覺得“理想與現實相距太遠”，在父親的幫助下，最終進入某大型國有壟斷企業(yè)工作。

　　王心不避諱去談這些，因為這一切都是現實。在王心的同學中不乏優(yōu)秀之人。但大學畢業(yè)后，那些沒有社會資源的同學只能盲目地去尋找機會。

　　“富爸爸”設計兒子人生

　　老家山西的林國(化名)，現在是中央某部門的一名公務員，他坦言，自己從讀碩士到考公務員，都是家人為他設計的。他的爸爸就是人們常稱的“煤老板”。讀大學的時候，同學們開他的玩笑說：家里的錢多得要用卡車運出去。但是，爸爸卻沒有要他接手生意，而是叫他到政府部門做事。最終在父親的指點和“支持”下，他報考了中央某機關的冷門職位，并順利考上。不久,爸爸又給他在北京四環(huán)買了一套房子。

　　林國說，他完全沒有體會過同齡人的“北漂”的感覺。剛畢業(yè)幾年，他周圍過得比較好的同學，大多要靠父母的經濟、關系做堅強后盾。找工作、買房、買車，哪一樣缺了父母的支持都不行。

　　據“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yè)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顯示：以畢業(yè)后半年為界，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yè)生未能就業(yè)，而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yè)的只有15%。

　　專家訪談

　　流動機制不公平合理

　　現代化有倒退危險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從現實的情況看，目前，各階層之間流動受阻的情況是存在的。”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也提出擔憂：“近幾年社會底層特別是農民以及農民工家庭的子女，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渠道有變窄的趨勢。”

　　奮斗就可以改變人生？

　　“從歷史上看，中國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很多機會。那時候，只要有膽識，下海當個體戶的、搞承包的、考大學的、出國留學的，以及后來炒股票的、炒樓的、弄創(chuàng)業(yè)板的，這些人都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顧駿說，“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關系，不需要資源，有膽子去做就行。”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一個人生存越來越需要資源，沒有家庭背景和社會資源的人，改變自己的命運越來越難。

　　他舉例說，現在學生去一些金融單位應聘，都需要填寫一份家庭關系表，能不能被錄取，在填寫表格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沒有資源進行交換的學生，最終只有被淘汰的命運”。而唐家?guī)X那些“蟻族”，并不是所有大學生的問題，而是沒有資源的窮學生的問題。

　　究竟怎樣流動才是合理？顧駿說：“目前，還沒有人能做這樣的調查，在技術層面上很難實現，需要大量的人力。”但是，社會要發(fā)展，必須要有充分的流動。顧駿有些憂慮：“中國的階層正在逐漸形成的過程中，一旦"固化"，新人就很難再進入。”

　　社會渠道開放不夠

　　“社會資源主要是經濟資源、組織資源和文化資源三種。在國外，三種資源往往是統(tǒng)一在某些少數群體手上，收入、權力、聲望，一般都是一致的，三者統(tǒng)一。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三種資源是不統(tǒng)一的。干部有權，但它的經濟收入和文化資源，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原來是有聲望有文化，社會名聲不錯，但權太小，錢太少；老板有錢，但是聲望和權力資源匱乏，20世紀80年代的老板有一句話：窮得只剩下錢了。”陸學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談到。

　　“現在呢，不少官員的工資雖然不高，但是有房有車，有的人即使是高中畢業(yè)，也要去弄個博士當；很多教授工資也高了很多，有人買了車，住上了高級公寓。而老板中的博士也不少了，有不少還當上了政協(xié)委員和人大代表。”陸學藝分析道，“現在的危險不在于上層人物開始兼具三種社會資源，而是公平、公正、合理上做得不夠。渠道開放不夠，比如戶口制度卡著，農民子弟除了考大學這條路，沒有別的渠道向上流動，即使出來打工，還是個農民工。”

　　他指出：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性障礙(如戶籍制度、就業(yè)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礙著人們向上流動以獲得更高社會地位，社會流動模式呈現出新老社會流動機制并存的兩重性特點。

　　他提醒，社會資源在集聚，而后續(xù)的改革沒有跟上，戶口、就業(yè)、人事制度基本上還卡著，社會流動的渠道有被封閉的危險。

　　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相反，如果不能在中國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可能引發(fā)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fā)展面臨困難，甚至有倒退危險。

　　流動真的減少了嗎？

　　在今年3月接受的一次采訪中，陸學藝認為，他目前劃分的社會階層結構沒有變化。這是由國家和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私營企業(yè)主、科技專業(yè)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yè)服務業(yè)人員、產業(yè)工人、農業(yè)勞動者和失業(yè)半失業(yè)人員等十個階層構成。但在數量上有所不同。中產階級的人數在增加。

　　陸學藝說，根據他近幾年的統(tǒng)計數據表明，中國社會上下流動的速度正在加快，從社會底層流到中層的人員，估計每年有七八百萬人，即每年基本上增加700萬到800萬的中產階層。他說，現在每年增加近100萬個老板(民營企業(yè)家)。而歷史上，平均每年只增加50多萬個，這些老板絕大部分是中產。同時，現在每年增加100多萬個個體工商戶，假設其中20%～30%是中產，那每年也有30萬個成為中產。還有農業(yè)養(yǎng)殖專業(yè)戶，總量至少超過100萬人，這不是一筆小數目。

　　然而，對陸學藝的觀點，顧駿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關于他劃分的十大階層，我認為并不合理。我認為，中國階層劃分應該用一個同心圓來表述。而同心圓的核心就是"權力"。離權力越遠的人，就像螺旋轉動一樣，被拋出局外。”